从那以后，每逢腊月，田大妈就开始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就如同电影《白毛女》里的那个可怜的杨白劳到处躲债一样，一连好几个春节都没有过得安宁。
今儿个发生的事情，又一次事与愿违，种黄瓜，长豆角，出乎意外。
从早起到午前，她站在大门口观望了许久，又坐到屋炕上考虑再三，才从躺柜里摸出两块钱一张的票子，托邻居带到娶儿媳妇儿的巴福来家，随了份子。到了晌午，她没有亲自去赶热闹、赴宴席，而打发从来不在这类场合抛头露面的老头子去，倒不是故意表示要跟“老地主”巴福来再保持一点儿界限。连党员、干部，以及当年跟巴福来势不两立、真刀真枪对着干的积极分子们，此时都抛弃前嫌，来往得亲亲热热，田大妈这样一个平民百姓，还逞什么强，冒充什么大尾巴鹰？田大妈没有出马上阵的缘由有两个：一则，近几年她打心里忌讳到娶儿媳妇儿的人家凑份子，不论什么样的人家，她总是能躲过就躲过，不要说去那红火的地方看看，连跟旁人打听、议论这种话题的机会都生着法儿避开，巴福来这样的人家娶媳妇儿，她更加不乐意沾边儿；二则，她生来怕荤腥油腻的食物，让能吃肥肉块子、肚量大的老头子去，上算，大体上能把份子钱给吃回来。哪儿想到，一步棋子儿没走好，不知深浅的糊涂老头子到人家宴席上吃醉了酒，给田大妈丢了脸，田大妈要把老头子拉回家来，训斥一顿，出出气，解解恨！
送信儿来的电工本人，已经半醉，步子不稳，走得却很快，转眼就在街中间拐弯儿的地方消失了踪影。
田大妈虽然罩上了体面的新布衫，仍然怕见着的人问她去做什么。所以她没有出门就往西走再往南拐，而是往东走，出村口，从野地的一条小路朝南拐。这条路僻静，不会遇到人，也能绕到南街巴福来家的新宅院。她还打算，不去巴家露面，只站在废掉的饲养场墙垛子那儿等候，远远地望着老头子出来，再喊一声，一块儿顺着原路回家。
她的心里很懊丧，眼睛盯着地上，在不平的小道上找平坦的地方走。大地刚从冰凉中解脱出来，让干燥的风给吹得特别松软，连越过严冬的落树叶子，都在脚下无声地破碎着。忽然，前边有响动，有说话的。多糟糕，怎么也没有逃脱过去，还是碰到了人。
不远处的地头，有三个人正忙着什么活计。噢，那儿是通往小河扬水站的一条支渠。二十年前，那儿不是坡子，就是岗子，大大小小的石头蛋掺在瘠薄的土里，属于村子里最劣等的耕地，十年总有九年旱；伺候这种地才窝心，往往白耕白种一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那时候，劳动力少而孩子多的人家，粮食十分短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党支部书记邱志国干工作不顾命，硬是带着社员勒紧腰带平整土地。他让男人刨坡子、削岗子，架小车推土往上垫。他让女人、孩子往外捡石头，甚至让拿筛子筛。他做起活儿来也特别狠。黑夜，他不回家睡觉，钻在草垛里打个盹儿，多会儿醒就多会儿敲钟。他的钟声一响，会计必须打开广播喇叭，男女社员必须踩着钟点儿起炕，随着喇叭声到地里干活儿。谁要是来晚了，不扣工分，也得挨邱志国一顿撸。有一回，田成业挨了支书的撸，把田大妈羞得好些天见人都不敢抬头。等到土地平整完毕，修水渠的时候，田大妈就跟男人伙推一辆小车运土，把孩子扔在家里不管，连饭都在工地上吃；二儿子保根从炕上摔下来，后脑勺摔破个大口子，只是让闺女带着找大队保健员给包扎包扎，夫妻俩都没有回家看一眼。因此，在那次通水祝捷的大会上，支书邱志国表扬田家夫妻是好社员。爱脸面的田大妈，这才觉着把丢了的脸面找了回来。对啦，就在那个大会上，邱志国公布了地主分子巴福来故意把驾辕拉土的黑犍牛给害死、破坏兴修水利的罪行。当时巴福来不低头认罪，在支书讲话时插嘴争辩说，大队长郭云加给他的任务重，没办法不狠使那头既老又草料不足的犍牛，它是累死的，不是害死的。参加会的全体社员用挥拳头、呼口号的方式来反驳巴福来。巴福来仍旧嘟嘟囔囔的不服气。邱志国的脸都给气青了。他跳下戏台，抡开巴掌左右开弓地给巴福来两个大耳光，打得巴福来从嘴角子往外流血。当时，社员们用热烈掌声为支书的坚定立场、勇敢斗争精神喝彩；事过多年，田大妈还常常对人们夸赞邱志国是个真正的英雄好汉。
这会儿，有三个老头子在那边说话、干活儿：一个是西头的老烈属，一个是从县水利局退休的老科长，另一个是原来的大队长、现在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郭云。他们正在撬动一截儿小面缸似的水泥管子，看样子干了好长时间，也干得很费劲儿，棉袄都扔在地下，个个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褂子。
田大妈发现他们直起身朝她这边看，只好边走边打个招呼：“你们老哥几个忙哪？”
郭云仍像当大队长那会儿的样子，虎着个大脸，用沙哑的嗓门儿、批评的语气说：“你看看，这还叫搞社会主义吗？把地一瓜分，个人顾个人方便，搞了好多年才搞起来的灌溉设施，全给毁坏了，等用水的时候，还浇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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