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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长篇小说《苍生》，作为自己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个阶段艺术实践的一次小结，从此将要开始另一阶段的新路程。
作品发表以后，不少关心我的同志，或当面，或写信，给予极为热情的赞许。刊载这部作品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的编辑同志，也向我转达了他们耳闻的一些肯定性的意见，并约我写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对于同志们的鼓励，我由衷地感谢。对于写经验文章，则因畏难而一再拖延着。后来，《农民日报》要介绍这部小说，也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笔谈一下写作经历。对他们的好心，我同样感激，但对他们的要求，却不敢再推脱。我笔墨耕耘操劳了几十年，一直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宗旨。《苍生》写的是农民，特意为农民写的。——编者代表农民派任务，让我说说有关它的情况，我必须高高兴兴地接受，认认真真地完成，尤其得老老实实地说心里话。可惜，动笔之后又力不从心：写作事、家务事、社会活动等，如同成堆成垛的石头一样，挤着我、压着我，使我难以静下心来做一番认真地、仔细地、全面地回顾、思考和总结。结果潦草成章，很不满意。当时跟我的责任编辑吴光华同志商量：等出单行本时，再把那小稿从从容容地重写一遍，把要说的话统统说出来。两个月匆匆过去，书稿校样已经排出，而我想做的事情仍未做成，原因依旧是被“石头堆”“石头垛”挤着、压着，几乎没有支配时间的主动权。交稿的限期迫在眉睫，只好再一次潦草应差，把原有的小稿来一遍补修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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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从“怀胎”“孕育”到“降生”，其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作者本人未必能够说得清清楚楚。不过，就我来说，《苍生》有点儿“特殊性”，是个难孕、难产的婴儿，使我吃了不少苦，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对它的“由来”，自然留有一些记忆——可用一句话概括：《苍生》是逼出来，是被逼到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我是个只有三年小学、半年私塾学历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出身的小说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主要是三个原因促使我怀上文学的理想：一是消除了战争、赢来和平安定后，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使我由衷地喜悦；二是新的中国、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做出并继续做着的，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新事物对我的鼓舞；三是盼望中国、盼望中国农村繁荣富强的心愿，由此产生的想对社会发展起点推动作用的革命责任感。除此而外，搞文学写作的“动力”中，也有名利思想，在一定的时间内还很不轻。但，说实话，我的这方面的“名利思想”，恰恰是进了文学大门、进了文艺界之后才被传染上的。
为了实现文学理想，为了走上成功之路，早在起步那个时候，我就十分明白：光靠三年半学历给予我的文化知识，是不能写出成功作品的，是不能迈进文学大门的。文化知识的“先天”不足，由不得我。而做“后天”的弥补努力，我则掌握着主动权。我坚持上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我起早贪黑地一边自学文化，一边练笔写作。十年间，我不仅读完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课本，还读完大学专科的主要课程，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修养。为了学和写，三十四岁（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夜间十二点前没有上床休息过，没有睡过一个午觉……新社会给我提供的优越条件，我都充分利用了。也遇到一些可以走歪门邪道的机会，我都尽力地避开了。应该说，我没有虚掷光阴，是有进步、有成绩的。
我终于学会拿起笔来写作。我这支笔来之不易。我最怕有了拿笔的本领而失掉拿笔的权利。于是乎，小心谨慎，不敢迈错一步。我说《苍生》是逼出来的，这段话，即怕失掉笔，是我那“逼迫感”的老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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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也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却成了被认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创作上走了弯路的作家。即所谓“文革”期间，中国文坛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人身受到清查，作品受到批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代表资格。开头，我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愤慨、抵触，委屈，不服气。这当然全都无济于事，不可能扭转局势而改变我的困境，所以我又陷入悲观、迷惘的苦闷之中……
不管我认账不认账，也不管这笔账到底怎么算才合情合理，反正在大势所趋的情形下，“栽了跟头”已经成了事实。面对着“栽了跟头”这个不能抹掉，也不能回避的现实，我该怎么办呢？
在闹情绪、发牢骚、等待、消沉中消磨日子吗？靠卖名，挂着作家的牌子（反正每月能领取不算低的薪金）瞎混日子吗？我那会儿（一九七八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对一个作家来说，到了这般年纪，属于他的“兵强马壮”的艺术青春时期，不是很长了。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把钱乱花了，可以设法再挣，或者求人借贷，浪费了岁月，是绝对不能重新得到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白白耽误的光阴本来就不少了。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促使我希冀“东山再起”，因而形成一种严重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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