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云有小辫在邱志国手里抓着，不是一根小辫子，而是好多根小辫子。
头一宗，是解放战争刚开始那时候的事儿。那当儿，郭云正给巴福来的哥哥——“大乡长”扛活儿，是个没有政治觉悟的忠实奴仆。田家庄由于是山里解放区的边缘地带而成了游击区，“大乡长”躲在燕山镇里不敢回家。每过一些日子，内当家就打发老郭云往镇子上送些粮食、瓜果和别的农产品去，让“大乡长”尝尝鲜儿。郭云把做这个事儿当成美差。因为比下地干活儿轻松，两头都给好饭食吃，还给点儿跑腿钱。邱志国背后劝郭云不要再给巴家干傻事儿，郭云梗着脖子不肯听。有一次，邱志国在半路上截住郭云。郭云认为这是砸他的饭碗，不光骂了邱志国，还要动手打邱志国。邱志国不急不躁地告诉郭云，他挑着的粮食口袋里有鬼，当着郭云的面打开口袋。结果，不仅从里边掏出一封密信，还有一张从田家庄进攻山里解放区的路线图。邱志国把纸卷抖搂开，举到郭云的眼前让他看：“你知道不，你已经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情报员啦，要是让游击队知道，你的脑袋就得搬家啦！”郭云一见这让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情报证据，差点儿吓掉魂儿。从那天起，他再不肯替巴家跑腿，还辞了活儿，靠上山打柴养活家小。当时避开了生命危险，后来落下个“清白干净”的身子，“镇反”“肃反”运动都没有牵连上他。
第二宗，是土地改革时期发生的事情。郭云分了土地，眼看荒着不敢种；分了粮食，硬着心肠让老婆孩子挨饿，也不敢吃；分了衣服被子，让一家人大冬天耍单儿、睡光炕板儿，都不敢穿、不敢盖。郭云听到谣言，说“还乡团”要从北京打回来反攻倒算，他就拿定主意把分的东西偷偷给巴家送回去。他刚要推着小车出门口，就让邱志国给堵住了。邱志国说：“你这样做，等于向敌人投降，上级怪罪下来可不得了。放心，不会变天的。就算变天了，我这带头斗地主、连地主家的闺女都给分了的都不怕，你是跟着在后边干的，怕个啥呢？”老郭云觉得这话有理，把准备退给地主的果实，该吃的吃，该穿的穿，让一家大小过了个肚子饱、身上暖的冬天。结果，政治上没有落下一丁点儿污点，经济上还得了实惠。
第三宗，是农业合作化初期的事儿。郭云一心奔自己的小日子，不肯把分到手的土地入农业社。他怕邱志国拉他入社，躲到黑石峪亲戚家，连过年都不敢回田家庄。就在大年初一那天早上，邱志国专程跑到黑石峪找他，坐在炕上给他讲社会主义的道理，讲组织起来的优越性。邱志国说：“单干好比走独木桥，遭受一点儿天灾人祸就会接茬儿受罪，只有走集体的道路，才能够奔到‘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你跟我走没错，入社吧！”老郭云碍着邱志国的面子，很勉强地答应了。两年过后，发生了农业社接收没爹没妈的孤儿孔祥发的事情，使得老郭云一下子觉悟了。他当着邱志国的面，把偷偷地在入了社的地里埋下的界石刨了出来，而且自告奋勇地代替集体养育孔祥发。他说：“我用这行动，证明我人入了社，心也入了社。”从此，集体主义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扎下根子，越扎越深，拔都拔不掉啦！
这些都属于老郭云见不得人的丑闻，邱志国一直给压在舌头底下，跟任何人都没有抖搂过。“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有人翻老账，要揪老郭云，说老郭云当过给敌人送情报的特务，是向地主阶级投降、出卖灵魂的叛徒。邱志国却大义凛然，造反派怎么逼迫，也不肯出这样的证明。邱志国公正地说：“郭云是一个农民，他是一点点觉悟的，他是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从一九五八年他当大队长，我俩就搭伙，我最了解他是啥样的人。他处处事事都为公，都为社会主义集体，没搞过一丁点儿资本主义的勾当。”因为邱志国保驾，老郭云才没有挨折腾，平安地渡过那段动荡的年月。去年冬天“生产队解体”，同时搞基层政权选举，好多人都说老郭云思想僵化、保守、不解放、跟不上新形势，主张让他下台。邱志国又一次站出来替郭云摆功，为郭云拉选票，终于使郭云保住了位子，也保住了面子。
……
老郭云跟邱志国是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所以二十多年来他们合作得一直很好。邱志国说什么，老郭云听什么；邱志国指到哪儿，老郭云就打在哪儿。那么，今儿个，老郭云为什么大清早来找邱志国争吵呢？
心里边嘀嘀咕咕的邱方，停在古旧砖房的窗子外边，听到的却是邱志国怒气冲冲的训斥声和质问声。
“你好好地反省反省吧，这一程子你的所作所为，还有一点儿党员干部的样子没有？你还敢找我来吵嘴？我没找你算账，就够给你面子了！”邱志国用他那独有的洪亮声音说，“前天晚上，我在支部会上怎么宣布的？我让每个党员都参加巴家的结婚典礼，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许缺席。结果呢，连闹情绪的郭少清都服从组织去了，唯独你这个支部委员敢理直气壮地不参加。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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