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的伦敦，空气潮湿阴冷，迪斯累利讨厌伦敦的气候和带着怪味的雾气，是以一到了晚上，便将窗户关得紧紧的。
他坐在椅子上，第一次有了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
现在无论是近东地区，还是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竟然都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就在今年年初，土耳其境内的波斯尼亚、黑塞格维那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土耳其的起义，使克里米亚战争后沉寂近20年的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各国的关注点。起义发生初期，迪斯累利自以为是的认为，最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由土耳其自己镇压起义，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欧洲大国的介入，进而避免俄国插手并藉此危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但迪斯累里的愿望在1875年极不现实。一是土耳其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波黑的起义得到已经自治的门的内格罗、塞尔维亚的支持，并有在巴尔干半岛蔓延的势头。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同盟不复存在，此时“三皇同盟”左右着近东局势，他们的干涉不可避免。三皇同盟中俄奥是两个在巴尔干半岛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奥地利自1866年被逐出德国建立奥匈帝国以后，把目光转向巴尔干，巴尔干可以说是奥地利向东扩张的惟一道路，而奥地利担心波黑起义会引起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所以宁愿维持巴尔干的现状。而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一直为重新获得在近东的优势寻找契机。俄国希望通过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取得自治，实现自己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宿愿。俄奥两国在近东的利益虽然大相径庭，但因担心对方单独行动，便试图达成某种妥协。德国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益，然而近东危机涉及欧洲和平和三皇同盟之间的关系，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是，支持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合作，保持三皇同盟的巩固。为此，德国首相俾斯麦极力主张俄奥共同瓜分巴尔干。《泰晤士报》评论，1875年以后，“对土耳其的政策是由三皇同盟决定的。”迪斯累里对此深为不满，他不止一次的抱怨说，三皇同盟“可以不考虑我们的意见而单独行事”。
抱怨归抱怨，危机却并没有消失，迪斯累利最初的解决近东危机的想法破产后，为了破除俄国和奥地利对土耳其的影响，他一直在绞尽脑汁的想着办法，以维护帕麦廷顿时期奠定的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英国在近东遏制俄国的扩张，保持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平衡。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远东地区竟然也发生了危机！
对于威妥玛的行动，他从外交大臣德比那里了解得十分清楚，从心里讲，他是赞同威妥玛的计划的，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之后事态的发展，会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得知威妥玛竟然以演习的名义说动“中国舰队”的司令官瑞德尔调集全部主力舰只前往天津对中国进行讹诈，并且还从东印度舰队调来了军舰之后，迪斯累利本以为事情能够成功，但随后外国报纸的报导打破了他的幻想：无论是法国的《巴黎时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对弱势的中国海军向强大的英国舰队发起的挑战极尽赞美，就连英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也对中国舰长邓世昌的英勇表现表示了敬意，认为是“纳尔逊精神”在东方的体现，而对于“奥狄莎”号的舰长科尔斯的怯懦表现则极尽鄙视和挖苦。可以说威妥玛导演的这一事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极坏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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