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妥玛从一开始就马嘉理事件同清朝政府进行交涉的时候起，就实行武力恫吓。他原来同有些国家的公使一起在中国与西班牙关于“古巴华工”问题的谈判中担任调停的角色，此时作为对中国实行要挟的手段，总理衙门在得知滇案的消息后，即向威妥玛表示将从速通知云南当局进行调查。上谕更严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将此案确查究办”。对于英方的六项无理要求，清政府开始则表示断然拒绝。威妥玛着重索取护照以便英国派员去云南观审以及再从印度派人入滇调查，并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这些护照，他就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清朝政府不得不退让，如数发给护照，英国从此取得对内地涉及英人案件的调查与审讯的干预权。
威妥玛收到他所索取的护照后，以“仍须亲到上海以便派员”去滇为名，于4月3日离京去沪。他的目的是：一方面利用上海的通讯便利（当时只有上海可与伦敦通电报）尽速向本国政府进献贯彻侵华要求的方策，另方面准备邀柏郎来华亲自向他报告关于滇案的情节。清政府时命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滇案。威妥玛这时并不派人去云南，却令参赞格维讷去湖北面见李瀚章。李瀚章在谈话中说，他奉命只查办马嘉理被杀，不调查柏郎被阻，这个表示成了英国侵略者“证明”清政府无诚意彻底解决滇案的口实。威妥玛抓住这一借口，又带着他同柏郎会面后编制出来的滇案情节，在7月底由上海北上，企图重新向清政府威吓。还在5月初，他已向英国政府强调说：“不论我们怎样说和怎样做，中国政府都决不可能首先发动敌对行动。”这无异是说：英国尽可百般威吓，清朝政府是不会坚决反抗的。这种估计支配了威妥玛在滇案中的全部活动。
威妥玛来天津前，先派中文秘书梅辉立去北京质问李瀚章的使命。他本人于8月初到天津后，在李鸿章面前大肆诋毁总理衙门，说“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他表示愿意与李鸿章商办，随后在天津提出各种要求，其中包括：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内地多开商埠；清政府负责护送格维讷到云南边境甚至到八莫，印度再派人来滇时亦须负责护送；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此使臣赴英途中应经过印度，与印度当局商议滇缅通商办法；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遣使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在这些谕旨中，凡遇“英国”二字，必须抬写，“如不抬写，即为轻慢英国”等等，大大扩充了3月间所提出的六条的内容。这些要求，首先着眼于扩大英国在华的实际利益，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威妥玛才竭力设法打击清朝政府的威信与封建体制，所谓“英国”抬写、公开责问封疆大吏、明降谕旨等要求，都表现了英国侵略者的这种图谋。威妥玛自称已掌握了滇案的详细材料，在与李鸿章谈判中一再以撤使、绝交、用武力相威胁，坚持全部满足他的各个条件。
威妥玛在半年多的对华胁迫中，一直把其他各国的公使撇在一旁。在滇案的交涉过程中，英国同其他欧美侵略者间在对华外交上产生了疏远，英国政府曾考虑联合日本以挟制中国，威妥玛自恃英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使清朝政府屈服。而滇案的发生，正值中国西北和东南边境感受威胁的时候，清朝政府在处理伊犁及台湾事件上的教训记忆犹新，为了预防西南边患的发生，清朝政府不得已答应了英国的“抚恤、赔款、惩凶、遣使道歉、增开口岸”等条件，是为后来的《烟台条约》。
而威妥玛也因《烟台条约》的达成，成为了英国的大功臣！
但是现在，《烟台条约》已经永远不可能出现了！
想到自己为了对付威妥玛，早早的给他挖下了大坑，林义哲不由得暗暗好笑。
“坑都已经挖好了，就等着你跳进来了！”
“我代表女王陛下和我国政府刚刚向贵国的郭嵩焘大臣递交了国书，表示对贵国大皇帝陛下的去世的深切哀悼。”威妥玛并不知道林义哲在心里说的这番话，而是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
“非常感谢女王陛下和贵国政府的慰问。”林义哲和他客气了一句。
“对了，我访问贵国的时候，曾向贵国女王陛下提出过在两国尚未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之前，不要组织对我国未开化地区的任何形式的探险，不寻求新的通商路线。女王陛下曾向我做出了保证。”林义哲不动声色的将话题又拉回到了马嘉理的身上，“我想提请威妥玛先生注意，并最好提醒马嘉理先生一下，不要借着‘游历’的名义，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
“女王陛下的保证，是对我们的行为的最为有力的约束。我向您保证，林先生，绝对不会有那样的事发生。”威妥玛听出了林义哲话里似有警告的意味，立刻信誓旦旦的回答道，“我向您保证，马嘉理先生去云南，只是游历，没有任何其它的目地，和他随行的也只有三四个人，都向贵国政府申领了护照。这只是一支小小的游历队伍，没有能力进行探险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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