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刑法，主惩戒、戒苛酷，重引人向善。故狱中罪人亦从宽，与鉴戒之书，因事许见亲族朋友。原圣人设刑，以忠孝仁爱之心怜鳏寡孤独，恤人之陷罪，用心良苦。实果如今之西洋般周全否，书籍未见载录。实感此乃文明也。”
“……薄租税以裕民，即养国力也。故纵国事繁杂苦财用之不足，确守租税定制，损上而不虐下也。试观古今之事，道不明之世，苦财用不足之时，必用曲知小慧之俗吏，巧聚敛，以解一时之欠乏，俨然擅理财之良臣，以手段苛酷虐民，人民不堪其苦，欲避聚敛，自趋谲诈狡猾。上下互欺，官民敌仇，终至分崩离析乎。……会计出纳为制度之所倚，百般事业皆由此生，成经纶中枢之要，不可不慎也。大体言之，量入为出，别无他法。一岁之入定百限，统理会计者以身守制，不可超限。否则制于时势，先出缓限以量入者，无他，榨民之膏血也。纵事业一时进步，国力疲弊无可救矣。常备兵数，亦由会计所限，决不可张虚势。鼓士气练精兵，纵兵数寡，折冲御侮皆足也……”
“失节义廉耻决无持国之道，西洋各国亦然。位于上者对下争利忘义，下皆仿之，人心忽趋财利，卑吝之情日长，失节义廉耻之志操，父子兄弟之间亦争钱财，至反目也。长此以往，何以持国？德川氏灭将士之猛心以治世，然今较昔战国猛士犹勇之心若不奋起，与万国对峙不得也。普法之战，法佣兵三十万、粮三月，险被普降伏。人笑曰，算盘过精之故也。”
“……当国凌辱，纵令国毙，践正道、尽其义，乃政府之本务也。然听闻平日议金谷理财之事，何等英雄豪杰。临流血之事，头集一处，惟谋目前之苟安。恐战字，堕政府之本务，可谓商法支配所，非政府也。自古，君臣皆以已为足者，非治功之世。知己不足，则下言入耳也。已足，人言已非即怒，故贤人君子不助之。纵论制度方法，非其人难行乎。人有而后方法行，人乃第一至宝，已成其人之念甚紧要也。克己，临于万事欲克而不得。故先修身养性而后成也。”
“志学者，必宏大规模。然惟此偏倚，或疏于修身，故须始终克己修身也。宏大规模以克己，男子者容人，非为人容，书古语已授：恢宏其志气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于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试问期古人何许意哉？尧舜为圭臬，孔夫子为师也。”
“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人行道，是为敬天。天佑众生，故当爱人如爱己也。不与人对，与天对。与天相对，尽己责而勿咎人，寻己诚之不足。爱己为最不善也。修业无果、诸事难成、无心思过，伐功而骄慢生，皆因自爱起，故不可偏私爱己也。……改过时，知己之误，即善也。其事可弃而不顾，即踏一步。思悔过，患得失,欲补缮,同碎茶碗集其片者，于事无补也。行道无尊卑贵贱之别。概言之，尧舜王天下，执万机政事，其职乃教师也。孔夫子自鲁国始，不为何方所用，屡逢困厄，匹夫而终，然三千徒皆行道也。行道者，顾逢困厄，立何等艰难之境，事之成否、身之死生，无关也。人者，事有擅否，物有成否，自然亦有心动摇之人。人行道，蹈道无擅否，亦无成否。故尽行道乐道，若逢艰难，凌之，愈行道乐道。予自壮年屡罹艰难，故今遇何事，皆不动摇，实乃幸也。”
“不惜命、不图名、亦不为官位、钱财之人，困于对也。然无困于对者共患难，国家大业不得成也。此般人物，凡俗之眼岂能看破。《孟子》所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今人仰否？答曰：然也。非立于道之人，其心性不现也。……”
看着西乡隆盛写下的这些文章，桐野千穗轻读出声，不由得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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